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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10月1日清晨，毛主席一大早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与自己的心腹将领们一同拍摄合影。由于国庆大阅兵和盛大的游行还未正式开始，大家合影完毕后，纷纷围绕着毛主席，谈笑风生，气氛十分轻松愉快。
然而，在这欢快的氛围中，却有一人焦急万分，额头冒着冷汗，显得极为紧张。
这位着急的人是谁呢？
展开剩余90%正是阅兵总指挥、杨勇上将。
他为何如此焦躁？
原来，他身着的军礼服上，一颗关键的扣子忽然脱落！
这场阅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，现场聚集了70万观众，甚至连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都亲临现场。身着少了一颗扣子的军装，无疑会严重影响军队的形象和国威。
现场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，却又无计可施，毕竟天安门城楼上哪里能找到针线包呢？
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位中将同志从人群中大步走出，朗声说道：“我来缝！”说着，镇定自若地从礼服口袋里掏出一个针线包，动作熟练地穿针引线，几分钟内便将扣子缝牢，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“老裁缝”。
事后，朱德总司令听闻此事，感慨万千地说：“新中国成立十年了，像他这样随身带着针线包的红军老战士，恐怕就他一人了。”
那么，这位“针线高手”究竟是哪位中将呢？
这位中将又曾为革命事业做出哪些杰出贡献？
他便是黄火星，中将，1909年出生于河南。
谈起他的童年，令人心酸难忘。
他出生于军阀混战的乱世，父母带着他和弟弟辗转逃难。7岁那年，一家漂泊至江西景德镇，命运多舛的是，母亲不幸去世，家境贫困潦倒。无奈之下，父亲将他过继给当地一位姓黄的瓷器作坊老板，换取微薄的钱财为亡妻安葬。
丧事结束后，父亲带着弟弟继续逃荒，便与黄火星永别。
继父人还算善良，因从事烧瓷工作，与火有关，便给他取名“黄火生”，并供他读私塾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一年后，善待他的继母去世，继父改娶的新妻子对他冷酷无情，将他视作累赘，常常冷嘲热讽。
年仅不到十岁的黄火星无力反抗，只能被迫辍学，到瓷器厂当童工。
17岁那年，继父去世，继母离家出走，继父的作坊还欠下巨额债务。让所有人吃惊的是，黄火星将家产变卖，先为继父安葬，余下资金全部偿还债务，自己一边打工，一边还债，绝不赖账。
他本就为人厚道，这番行为更赢得了工友和乡亲们的敬重。
当时景德镇的工人群体自发组成“社”帮会，以保障自身利益。负责制作毛坯的称“洪源社”，绘画者归属“乐礼社”，而黄火星作为草鞋工，加入了“聚英社”，算得上是帮派出身。
江西省委非常重视景德镇工人的斗争精神，于1926年底派黄光、徐金丹两位同志前来组织工人运动。
黄火星听闻革命宣传，顿觉前途光明，利用自己良好人缘，在各个帮派间积极宣传，组织罢工，战果显著。
他参与组织的1929年“雄黄酒大罢工”吸引了5万余人参加，1930年的“反春荒大罢工”更是有20万人响应。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后，黄火星任工会宣传员，组织了20余次万人罢工，令剥削阶级苦不堪言。
要知道，这些“社”帮会中多为江湖好汉，能将他们组织起来参与罢工，黄火星可谓是“低配版贺龙”，具备出色的政委潜质。
红军撤离后，反动派疯狂反扑。1930年10月，黄火星毅然加入红军，开始漫长的征战生涯，并将名字由“火生”改为“火星”，寓意将敌人焚烧殆尽。
加入红军后，他主要在赣东北根据地活动，该地领导人方志敏是著名革命家，十分重视干部培养。1929年，方志敏创办了我党首个正规军事学校——彭杨军政学校，到1934年共培养1500余名红军骨干。
遗憾的是，绝大多数骨干未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，但幸存者如汪东兴、吴克华、方震、黄火星等均表现出色。
黄火星在方志敏麾下成长迅速，1931年加入党，参与五次反“围剿”，屡战屡胜，最终担任福建第三军分区政委。因其勇猛无畏，战友们戏称他“猛子政委”。
1934年10月，红军开始长征，黄火星奉命留守闽西根据地进行游击战。但留守任务远非“守家”，因根据地被敌人反复“扫荡”，村庄被毁，粮食被盘剥，游击队员生存环境极其恶劣。
黄火星率领数百人，在福建西部多雨山区穿梭转移，面对泥石流和恶劣天气，队员们只能睡在冰冷潮湿的山洞石块上，寒冷时紧紧依偎取暖。
食物匮乏，只能采食野生植物，毒性难辨，黄火星总是自己先试吃，确认安全后才让大家食用。
在这艰苦环境中，他带领队伍坚持了三年，队伍人数逐渐增至两千余人。战士们对他的忠诚与信任，正是因为他的关怀和坚韧。
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，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，黄火星和队伍的艰难野外生存告一段落，这位曾出身帮会的红军政委，带领战士们迎接更为严峻的抗敌考验。
1938年初，他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，黄火星任团长，率部北上安徽小丹阳抗击日军。
抗战初期，我军装备极为落后，3团战士虽然英勇，但许多是新兵，装备不足，对抗经验丰富的日军，损失惨重，士气一度低落。
但黄火星绝非粗暴指挥者，他用温暖的话语鼓励战士：“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多总结经验，我们一定能赢！装备不够没关系，我带你们去抢日军的装备！”
他带队侦察日军铁路运输薄弱环节，7月初袭击了一列军用列车，缴获了十余节车皮的武器弹药，还击毙数十名敌兵。
随后，他带领部队频繁袭击铁路、公路，令敌人疲于奔命。8月，敌军对小丹阳展开扫荡，黄火星则在横山地区实施围点打援，屡屡击败敌军。
更胆大的是，他将3团化整为零，分兵袭击，甚至打到了南京郊区雨花台，炸毁伪军派出所，震惊南京日伪高层，被视为心腹大患。
提起黄火星，外界或许想象他是豪迈粗犷的悍将，但事实上，他相貌白净，面带慈祥，语气温和，战士们亲昵地称他“黄老奶奶”。
他生活极其简朴，随身携带针线包，衣服破了亲自缝补。解放后，身为中将，冬季仍穿着解放战争时期的旧大衣。
曾有一次，战士李德安高烧不退，黄火星亲自探望，离开时将自己仅有的4块大洋全塞给他买营养品，李德安因他清苦生活执意不收，最终收了2块才罢休。
还有一次，参谋王培臣受伤要住院，开玩笑说烟瘾大想多点路费，黄火星瞪了他一眼，严肃道：“部队规矩你不懂？”随后脱下手表，连同身上10块大洋全给了王培臣，还叮嘱：“抽烟伤身！”
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，使得在恶劣条件下，战士们依然对“黄老奶奶”忠心耿耿。
1940年1月，日伪3000余人围剿3团驻地，黄火星率部奋战4小时，击毙敌军300余人，突破包围后，得知机密文件遗失，他亲自带队回包围圈取回，项英同志赞他“对党负责”。
1941年1月“皖南事变”爆发，黄火星率部突围，前线指挥时大腿中枪，警卫员拼命拖他下线包扎，治好后他拄木棍一瘸一拐地又跳回战场。
七昼夜奋战，冲破十四道封锁线后，他带领残部抵达长江北岸。伤腿肿胀如桶，子弹直到建国后才取出。
此后，黄火星在华东战场征战抗日及解放战争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同时培养了大批优秀政工干部。
1949年4月20日晚，长江上炮火连天。
3野25军政委黄火星站立船头，带领战士乘风破浪，气势磅礴。炮火映红了夜空，船帆与他的脸庞。
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“推翻蒋家王朝，还天下劳苦大众一个太平盛世！”
他的心声也只有一句：“战友们！为新中国，前进！”
1955年，这位“军政双馨”的黄火星荣获中将军衔，在175位中将中排名第63。
9月27日下午的授衔仪式因将军众多，周总理临时决定分批授衔。
下午4点半仪式结束，军官们纷纷离场，但黄火星仍一脸认真的站在台下。
“老黄同志，还有事吗？”周总理笑问。
“报告总理……还没念我的名字！”黄火星略显尴尬。
原来工作人员误将“黄火星”读成“黄火青”，后者已调离部队不参加授衔。
周总理严肃认真，马上纠正错误，重新安排军乐队，庄重地为黄火星单独举行了授衔仪式。战友们事后笑称：“老黄，你的待遇真是特别！”
1959年“十一”大阅兵前，黄火星及时为杨勇上将解了燃眉之急，“针线包飞上天安门”的故事成了佳话。
事后杨勇带着两瓶酒亲赴黄火星家道谢，见他穿着满是补丁的旧衬衣，孩子们的衣服也布满补丁，不禁感慨：“老黄，难怪你针线活那么好，原来天天缝补丁啊！”
授衔后，黄火星一直担任国家最高检副检察长和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。在工作岗位上，他严肃威严，成为检察系统的“黑脸包公”，为检察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，是检察系统的光辉旗帜。
临近退休，他依旧坚持亲自守护检察院的机密档案室，尽职尽责。
1971年4月，身患晚期结肠癌的黄火星在周总理关怀下住院治疗，但病情突变，4月27日逝世，享年62岁。
临终前，他仍笑着对探望的战友说：“我很快会好起来，好了还要为党工作十年！”
这就是我们这位为革命事业九死无悔的老将军——黄火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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